毛主席亲笔信从延安寄来：“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
文/鹿城清扬
1909年10月，范长江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田家镇赵家坝村的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祖父是前清末期秀才，喜欢看新书，反对八股文，倡导青年人走向社会去做科学家、实业家、文学家……，主张个人奋斗独立自强。范长江和堂兄弟一起跟着祖父读书，摇头晃脑地读先祖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童稚的内心，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祖父的思想。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又激发了少年范长江的爱国思想。后来，他一路辗转求学，一路投身抗日，只为能报效国家。
1935年初，范长江凭着精炼的文笔、独特的视角，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受到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天津《大公报》邀请，成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
1935年到1938年，范长江担任《大公报》记者。撰写的几十篇脍炙人口的通讯，报道自己采访到的见闻，而他独到的见解蕴含其中，发挥着新闻喉舌的作用。
他继续沿着1934年的思路，研究团结抗战问题，而红军北上抗日的问题，成为他研究的重心。
由于国民党一直以来对红军不切实际的宣传，导致民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产生了误解。1935年5月，他对《大公报》宣称要去中国的西南西北旅行，为《大公报》写旅行通讯，而实则他怀揣着要去研究红军问题揭开真相的秘密。
他从天津出发，经青岛、上海、重庆到成都，再从成都北上寻找红军。深山密林、道路曲折、野兽出没、土匪横行，沿途百姓都劝他不要进山，无奈，只好返回成都。
凭着《大公报》的记者证明，他找到军队接洽交通，一段路一段路地找关系前进。沿途所写的通讯报道，《大公报》陆续刊登出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在成立“1936年研究会”之时，他就曾言全民抗战一旦爆发，沿海城市恐怕失守，而西北地区将成为中国的大后方，成为指挥抗战的根据地。于是此行，他决定闯进西北一探究竟。
从7月开始，他赴西北采访，历时十个月，行程数千里，足迹遍布川、陕、青、甘、宁等地区。他最远深入到甘南藏人聚居区，采访了土司杨积庆。话别时，杨土司感慨万端：“近十年来，英、美、法之人至其境辖区内调查者，已有二三十人，甚有在其家中住居一二年者，中国新闻记者之至其境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
一篇篇旅行通讯见诸报端，读者从字里行间深切体会到：他对西北地区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地方专制腐败的官僚统治无情的鞭挞；对民族关系问题提出平等相处的方针。
而对于他所研究的红军抗日问题，他更是倾注了更多笔墨：他第一个以写实手法如实地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明确红军是北上抗日，而不是“流寇”；他表达了与红军一致的立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不同于国民党对红军“共匪”的称呼，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
1936年8月，日本开始进一步实施“满蒙计划”，铁蹄踏入西蒙。范长江化装成难民前往西蒙居延海一带，了解日本西侵情况，及时撰写通讯报道，将日军的侵略行径公之于众。
他的足迹遍及西南西北，他的声名也随之远播，这一时期的范长江，成了闻名遐迩的名记者。他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一版再版，打开民众了解西北的窗口。
1936年秋冬，日军西侵计划深入，绥远烽烟四起。傅作义率部顽强抵抗，打乱了日军的部署和进攻。全国兴起援绥运动，范长江奔赴绥远前线作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报道作战的情况及时局变动。
“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军队决心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可怕，问题是国内要有团结一致的办法。”
战地记者范长江，在炮声隆隆中思索着中国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具有思想敏锐性的范长江，从中捕捉到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信息，他决定进入西安、延安采访，取得第一手材料，也解决自己多年来在寻求救国真理之路上的困惑。
此时事业中心由天津南移至上海的《大公报》，已然有了倾向国民党的苗头，以社论的方式公开反对“西安事变”。范长江决定自由行动，离开绥远孤身前往宁夏。
西北对外交通尽毁，前路坎坷，办法想尽，沿路多次被军队绑架，又因为《大公报》记者的名号而化险为夷。1937年2月初，他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历经曲折，见到周恩来。“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多年后，他这样回忆着。
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开诚布公地向他讲述了“西安事变”前后的经过。由此，他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
他向周恩来提出去延安访问毛主席，延安同意后，周恩来派车送他奔赴延安，成为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以正式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
简陋的窑洞里，昏暗的灯光下，毛主席和范长江竞夜长谈。国内形势、抗日斗争前景，毛主席浓重的湘音响在范长江耳畔，他的思想在一夜间豁然开朗。
“这十几个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问题；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的解答令他信服，对共产党的敬意油然而生。苦苦寻求的中国出路，对他来说，终于找到了。虽然他在延安只呆了一天，却深深感受到这里火热的抗日之情。从此后，他就在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之下，进行新闻报道，致力于唤起民众的抗日决心。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他立即赶回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公报》上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第二件事是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陕北之行》的长篇连载；第三件事是对上海工商界、青年界、妇女界、工商业界、宗教界、文化界等作了几十次到百余次演讲及座谈。
率先打开国民党新闻封锁大门的范长江，用他的抗日热情和通讯报道，引领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打持久战的抗日方针，引领民众看到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一个多月后，毛主席的亲笔信从延安而来：“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
不久，他把西蒙采访行纪、绥远战地通讯、西北采访记及《陕北之行》汇编成《塞上行》。在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他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更加清楚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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